【远望社论】如何回忆受创历史

From 远望两岸远望 2019-04-0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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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足臺灣胸懷中國遠望天下

*本文为《远望》社论，刊载于《远望》（2016年3月号；总330期）。

1992年，由行政院邀请学者专家完成的《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》公诸于世。1995年，李登辉宣称已以总统身分代表政府为二二八道歉，立法院并制定了《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》，包括订定「和平纪念日」。原先一般预期，此后台湾政治社会发展可望愈趋和平稳健，相关历史研究也能更臻成熟。然而事实显示，此一据说意在抚平历史伤痛、促进族群和谐的纪念日，却让每年继续加深伤口、扩大仇恨找到了「着力点」，二二八研究也走向各说各话。

二二八事件，许多人认为造成了台湾今日最大的社会分裂线。而在民进党即将进入完全执政的今天，立法院绿委提案废除国父遗像、将郑南榕自焚日列为法定纪念日，并考虑以罚则约束二二八真相研究及对待受难者的态度，再次触动了台湾社会那条由历史牵动的敏感神经。

处理受创历史的四种模式

如何回忆、处理受创历史，攸关一个民族社会此后可否健康、积极走下去。「文化记忆」理论奠基人之一的德国康斯坦兹大学（University of Konstanz）教授阿莱达．阿斯曼（Aleida Assmann）*，着有《从集体暴力到共同的未来：处理创伤性过去的四种模式》**一文，或有助于吾人思考：

*文化记忆理论及研究在德国蓬勃开展，Aleida Assmann与其夫Jan Assmann共同扮有关键角色。

**“FromCollective Violence to a Common Future: Four Models for Dealing with aTraumatic Past.” in Philipp Sonntag and MartinModlinger, eds. Other People's Pain_Narratives of Trauma and the Question ofEthics. Peter Lang Pub, Inc., May 2011。

阿莱达．阿斯曼（Aleida Assmann）

以色列哲学家A. Margalit从二战之后幸存犹太人面对该族苦难的两种态度，归纳出处理创伤记忆的两种模式：时时纪念永志不忘、放下过去勇往向前。Assmann认为Margalit的二分法不够完整，处理创伤性历史的模式应有四种，分别是：

1、通过对话而忘却；

2、回忆以便永志不忘；

3、回忆以便忘却；

4、通过对话而回忆。

Assmann认为胜利者常将自己的历史观强加于人，在记忆领域里以强凌弱，禁止弱者发声。这种「强迫沈默」或「强迫忘却」的作法并无法解决问题。一次大战的教训之一就是：不对称的记忆与沈默，将会孕育更大的暴力。Assmann归纳出四种处理暴力创伤的模式，都是经由协商找出共通的记忆与过去。受害一方的怨恨和心声，必须宣泄出来，创伤才能过去；二战之后，这些处理模式被应用在专制独裁或种族屠杀所施展的暴力上，确实产生良好效果。

（1）第一种模式：通过对话而忘却

集体记忆原本被视为显著的社会、文化资源，但这种看法被历史学者Christian Meier所推翻。Meier说，忘却是包容相互冲撞的不同记忆间的古老方法。古希腊激烈的内战之后，让分裂社会和好、齐步前行的方法，就是忘却。国家当然无法直接干涉人民的记忆，但可以禁止仇恨的公共连结，进而避免旧仇激发新恨。雅典就曾立法禁止在公共场合讨论禁忌的主题。这种忘却的模式，也被运用在1618-48的「30年战争」之后。1648年的和约就体现了「忘却过去、携手前行」的精神，参战各方放下仇恨，又经由大赦把原本对立的各方凝结在一起。

即便二战之后，这种模式仍被采行。纽伦堡国际法庭对于纳粹官员的审判，与其说是为了记住过去，不如说是涤罪。战后的德国，不管公共场合或官方外交，针对不堪回首的过去都保持缄默。有人认为「保持缄默」是德国重建经济、重建政治、再整合、再出发的必要策略。通过对话而忘却，或保持缄默协定，也是欧洲政治所采的策略。丘吉尔在1946年的演讲，即呼吁欧洲把二战当作一场内战，在纽伦堡公审究责之后，停止清算旧帐往前看。在冷战期间，对付共产集团的西方军事同盟，尽释前嫌向前看，很快就结合在一起。

（2）第二种模式：回忆以便永志不忘

第一种模式能运作的前提是：双方势均力敌，相互伤害的程度差不多，或者基于新的军事同盟所需（如北大西洋公约），彼此才能做到不翻旧帐向前看。但若强者片面欺凌弱者，挨打自卫的受害者就不可能经由对话而忘却。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不对称互动，便不适用第一种模式。

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种不对称伤害，全副武装的强者屠杀手无寸铁的弱者，这种暴行，不可原谅，无法和解。如果采行第一种模式，不但违反人性，也难以避免悲剧重演。面对这样的历史，只能时时回忆永志不忘，在行凶者后代和受害者后代之间达成一种「记忆公约」，避免灾难再次发生。「回忆以便永志不忘」不但是医治幸存者的处方，也具有告慰亡者的精神意义。慢慢的也是不可避免的，原本忘却的协定被转成永志不忘。这种转化的目的，是要把不对称的暴力经验，转成可共享形式的回忆。加害者与受害者间的敌对，不可能调解，但可以经由对受害者记忆的感同身受获得解决。德国（作为加害者的继承人）和犹太人（作为受害者的继承者）之间的记忆协定，是解决大屠杀悲剧的新方法。

（3）第三种模式：回忆以便忘却

处理犹太人大屠杀的方式（回忆以便永志不忘），渐渐影响世界各地的类似案例。「记忆」成为解决历史创伤的普遍性模式，实际例子如南美的专制独裁、南非的种族隔离、殖民历史或奴隶制度。它们都把犹太人对大屠杀历史的处理模式当作参照，但是「回忆以便忘却」和「回忆以便永志不忘」还是有所不同。第三种模式的回忆不但不排除、甚至包含某种形式的忘却。回忆与忘却并非互为对立，反而二者是可以结合的。第三种模式的目标是忘却过去，携手向前，手段却是回忆。回忆并不是记住以往的事件直到永远，而是把它当作洁净、涤罪、和解、治疗的工具。

犹太大屠杀的案例不会提及和解，但是和解却是第三种模式的关键字。和解常被联想成「宽恕与遗忘」。第三种模式与上述的和解仍有差别。此处的回忆，是指对受害者记忆的接纳。如果不从受害者角度去面对以往的暴行，和解就不可能展开。

基督教的认罪仪式中，忘却以前必须先回忆。犯罪者必须当众清楚胪列自己的罪，才能得到神职人员给他的赦免。回忆也是佛洛伊德精神疗法很重要的部分，痛苦的过去必须经由知觉和语言的表达，才能把它移开、放下。

南非把基督教的忏悔仪式发展为「真相与和解」运动。图图大主教担任主席的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」举行听证会，加害人与受害者共同出席，双方一起公开历史真相，听受害者讲述自己的遭遇。受害者得到社会的同情、尊敬、补偿，加害者公开忏悔道歉，请求宽恕，并得到有条件的赦免。这样的回忆有助于宣泄、调解、清洗历史创伤，才能把这页历史翻过去。

在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，智利、乌拉圭、阿根廷和巴西等国，从军人独裁转向民主国家，也采用了同样的处理历史方式。全世界至今约略出现了13个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」。通过关心人权的听证和讨论，保护人权和对抗国家暴力的概念深入人心。现在人权框架在人们心目中已取代了权力斗争框架——无论是阶级斗争、种族斗争，还是国家革命、政治对立。此外，人权概念已经成为全球的共同关注，一国政府迫害人权的丑行，已经很难强迫受害者遗忘、沈默，因为全世界都是受害者的后盾。

人权概念的深植以及全球媒体的虎视眈眈，许多公开道歉逐一呈现：教宗为宗教审判道歉、联合国为卢安达种族屠杀时的不作为道歉、英国女王为镇压纽西兰的毛利人道歉、柯林顿总统为美国的奴隶贸易道歉。民主国家有别于其他国家，就在于前者特别重视、处理人民受迫害的历史记忆。

南非的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」强调真相，不是正义，因为加害者与受害者仍要生活在一起，妥协、谈判、朝向和解是他们的目标。争辩谁正义、谁不义，意义不大，甚至有碍和解。从这里我们就可看出第二种与第三种模式的重要差别是：前者回忆历史是为了树立规范性的过去，（从而分辨出对与错、义与不义）；后者回忆历史是为了借镜过去、走向未来。

至于第一和第三种模式的差别则是：「双方互有迫害」的创伤，适用第一种模式；「某方片面迫害另一方」的伤痛，适用第三种模式。

（4）第四种模式：通过对话而回忆

国家记忆的形成，常常不是透过国与国间的对话，而是独白。曾经以暴力相向的国家，常会强调自身的受害经历，避开自己的错误作为，如此有助于提升自我正当性。例如，波兰和奥地利，一向把自己描绘为纳粹的受害者。事实上，他们也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。又如西欧国家战前的勾结行为，也让历史记忆变得很复杂。人类记忆还有一个很糟糕的特性：受害的记忆比害人的记忆，占据了更大的空间。这种特性使两国之间，例如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关系中，引来持续的怨恨和冲突。

第四种模式要求两国的历史学家交换意见，共同编写涉及两国历史的教科书，共享双方的观点，承认各自的罪孽。在两国共享知识的基础上，双方和平共处，而不是生活在定期爆发的谩骂和暴力冲突的压力下。

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国家之间，也适用于一国之内的不同社会集团。不过，这种模式很难找到例证。在它成为现实之前，不如说它是一种新的可能性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欧盟可能正朝第四种模式迈进。欧盟以往原本就是被史无前例的暴力所纠缠，它们如果在经济、政治整合之后，再发展出共享的价值，就可以摆脱历史，走向共享记忆的境界。

处理受创历史的理论框架

吾人很容易即可从Assmann以上的分析，归纳整理出其背后的理论架构（Assmann或许不曾清楚意识到），如表1。

人类是社会的动物，无法遗世而独立。我们来自过去，并在今后追求幸福的过程中，势必面临现实的不断考验。然而，没有过去，身分认同就无从谈起，是非对错就无须讲究，个人、社会、国家就无以立足，发展就失去方向，更无法避免后续相互间的弱肉强食、以暴易暴（不论何种暴力）。从表1的架构，我们看到了一个能够兼顾现实与理想，即，兼顾国家现实利益、社会道德、以及个人心理，积极将昔日创伤转化为引导未来发展的合理而完备的处理方式。

如何回忆我们的受创历史

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，历经了无数次外人侵凌的严重创伤，其中尤以1931年到1945年的对日抗战，更属痛中之痛。若以台湾地区的经验为例，乙未割台、国共内战、二二八事件都带给这个岛屿剧烈的冲击与创伤。

如何摆脱台湾因历史问题而社会不断内耗的现状，积极前行？如何避免因回顾历史的角度错误（例如高中历史课纲），造成新的迫害？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台湾上述磨难的外环境，追本溯源，是整体中国近代以来受到的外力干扰及其延续。

认识日本的角色：

昔日日帝的扩张，始于拆解中国传统天下秩序──侵略中国藩属国琉球与朝鲜。随后日本有计画地入侵中国领土。日本侵华，从美日合作侵台、制造「牡丹社事件」开始；继而日本对华发动甲午战争、铸成乙未割台，然后一步步将台湾卷入围堵祖国的对立阵营，并使两岸中国人同陷水火，直至二战结束。我们虽可局部归因于祖国自强不力，但中华民族向以多元民族和合共存为文明发展主轴，道德及心理上，日本不能推卸其身为加害国的关键性责任。

Assmann说，承认国家的罪行并不像许多人所害怕的，显示集体自我形象的坍塌；一个国家透过了解并疏远自我历史罪行的态度，承认文明社会的价值，反而能创造一个转换身分的机会。因此，一如德国总理梅克尔对安倍晋三的劝诫：日本唯有学习德国，真诚为侵略行为反省、道歉，受其压迫的东亚邻国才可能与之和平交往，日本才可能真正立足亚洲。即，日本不能仅采Assmann的第四种模式，以同属战争受害国（原子弹轰炸）的立场回顾二战；那只能回应亚太战场上与日互有伤害的美英俄等国。我们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，更应要求日本采取第二种模式，以加害国身分体会中国（含昔日殖民地台湾）、琉球、朝鲜等东亚受害百姓的痛苦，并永志不忘、致力维系东亚和平；如此，双方也才有机会转进第三种模式，尽释前嫌共创亚洲福祉。

但日本却反其道而行。1958年日本将2000名左右的乙丙级战犯灵位移入靖国神社，1978年更移入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，年年当英雄烈士来崇拜，形同继续认同侵略暴行。近年，日本修订《美日安保条约》以扩大「周边有事」的范围，更通过放宽解释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，正式建立军队，甚至计划「进军」世界。去年，尽管安倍代表日本政府勉强对战争进行了缺乏诚意的所谓「道歉」，但未久又公开质疑慰安妇与日本军方的关系，坚持扭曲历史。

一如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是举世关注的不对称伤害，其实日本对中国（包括台湾）的侵略，何尝不是更大规模的不对称伤害？中国军民在对日抗战中死伤3500万人，其中极大部分还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，而日本施暴手段之凶残，相较于纳粹亦「毫不逊色」。台湾日据时期，则即使不计言论与行动受压制、资源财富遭榨取、人格自尊被践踏，台湾人民从乙未割台之役惨遭大规模杀害起，到后来成为手刃祖国同胞的台籍日本兵、以血肉迎战同盟国的日帝炮灰，数十万阴魂已令人惨不忍睹。

然而，要求德国对其恶行「回忆以便永志不忘」的犹太人，赢得了举世的同情与关注。反观中国，其悲情不但不如犹太人引起重视，更让人气结的是，台湾作为中国最早被迫割日的一省，却有不少人不但不与祖国同悲，还把台湾割日说成是「不幸中的大幸」，主动称颂殖民功绩；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甚至站在日本的立场看历史，否认慰安妇的悲剧，称日本为祖国、钓鱼台是日本的。台湾这种扭曲与不道德，反过来加入迫害者对中华民族制造创伤，恐怕也是举世独有。

考虑美国的角色：

美、日体现了第一种模式，在战后基于围堵中国之需，立刻化敌为友恢复了昔日的同盟关系。美日签订《美日安保条约》、密约在琉球部署核武、利用台海两岸分治联手裹胁台湾，即其实例。但这却在继续对他国（中国、琉球）制造创伤。（换言之，正因日美联手破坏东亚和平、再次制造两岸中国人悲剧的可能性极高，目前北京一手对日责以历史问题以要求和平、一手紧抓钓鱼台主权问题以防堵扩张，作法是正确的。）

今日两岸所以分治，台湾对大陆的态度所以从反华、反共一路发展到反中，乃有着百余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势力不道德介入的背景在。对整体中国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台湾，要想维持两岸长期分裂，其不论台独或独台，亦皆有赖于美日持续在背后支撑。历史正在两岸关系中延续着。不过，如果我们体会到台湾人民的自尊不可能靠成为美日附庸而提升，而唯待中国国力复兴、中华民族尊严恢复才可能抬头，如果两岸都自视同为中国人，那么，只要认识到美日等意图打压中国发展的国际压力仍然环伺、并与日俱增，则国共、两岸势必只能是生命共同体，国共之间、两岸之间势必只能采取第一种模式一笑抿恩仇，一致对外，然后其他内部好商量。除非我们无心于自强运动以来的国家复兴，无意于恢复民族及个人自尊，除非我们并不认同中国，宁愿坚持两岸对峙而在美日与中国对峙中为虎作伥、认贼作父，否则坚持对峙只会造成亲痛仇快。

回应内部问题：

有了以上外环境的框架，有了生命共同体必须团结向前的前提，于是如何面对我们内部的其他历史创伤，就变得容易了：实事求是，然后和解──加害者道歉、受害者放下。然而台湾的现状远非如此。

四种模式中最适合处理国共内战历史的，应该是通过对话而忘却的第一模式。近来台海两岸有不少有心人士，希望透过对话化解内战心结，可惜成效不彰。除了台湾方面曾参与内战者或其下一代仍不肯放下，台湾主流社会早已自外于中国，求独心意当然不乐见内战和解，是主要原因。

第三种模式，回忆以便忘却，原本应是让我们比较容易处理白色恐怖创伤的方式。但今天台湾由历史问题引发的种种纷扰及人权议题，许多即来自于此。究其因，则政客为了将历史创伤援引为取之不竭的政治提款机，蓄意炒作岛内仇恨而不愿放下，此其一；独派为了「脱古」（脱离中国），不惜混淆不同层次的历史纠葛以扭曲史实、扩大两岸中国人的仇恨，此其二。

譬如，白色恐怖时期二蒋对台湾社会造成的创伤、对异议分子（尤其左翼）的打压迫害，当然应该回忆、道歉，然后和解、放下。但这里所谓的异议分子，不应纳入引进外国势力以裂解、颠覆、或占领中国者，因为其性质迥不相同，而后者实属帝国主义压迫的延续（第二模式）。同样地，二二八事件里国族认同的对立（主观意识上的「外省人vs本省人」、甚至「中国人vs台湾人」）、外国势力的涉入，其对冲突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远比其他因素高出许多，如果单纯地归因于官逼民反，当然是文不对题。

国家认同本来就是建立一国的基石，没有折衷妥协的余地；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，符合国际正义的普遍共识，否则国不成国。相反地，独派认定蒋介石的「外来政权」罪无可逭，因此「回忆以便永志不忘」是他们采用的模式。无怪乎台独的二二八研究向来只强调调查，不愿和解。此所以马英九不论对二二八受害者道歉多少次，社会和解的意愿从未降临，台湾相关研究不论做了多少，社会仇恨只见加深。这是台湾的悲哀，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。

唯有将公道还诸历史，人间才有平安。但是，唯有正确回忆历史，才能实现历史上的公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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